遏制、打击腐败不仅是历史性难题，也是世界性难题，古今中外莫不为此绞尽脑汁，却不得根治。缘由之一，便是反腐者皆由掌权者自己开始，腐败者也自掌权者当中产生，制度漏洞难免被自己人掌控。

在前期已经出台的诸多规定、制度当中，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特点：以“N不准”为开头的条款占据了文件或者规定的大部分，不同部门、行业都会依据相应的法律来细化到本行业、本系统、本部门。归根结底，无非是要从制度层面形成高压态势，使得其治下的人员“不敢”去触碰高压线，自我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。究其效果怎样，结局如何，自然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

按理说，有前车之鉴，有利剑在喉，既形成心理威压，又见识现实恶果，理当人人自危，如履薄冰。但是近年来曝光的层次高级、金额巨大、案情复杂、手段残忍的贪污腐败案件却屡见不鲜。自然，这反映了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坚定信念和决心，向人民负责的态度，却也折射出贪污腐败者也在“与时俱进”，花样翻新，可见绝非朝夕之功便可使其销声匿迹，烟消云散。

 “不准”可以让官员们提醒自己不要触犯戒律，做事从最坏处着眼；“不敢”是官员们的内心自我警示，预先调剂好心态——但是这些都只是类似于威吓的手术措施，如何从体制机制制度层面提前打好“预防针”，设好“关卡”，使大小官吏们严格自我约束、行政行为规范、权力运行依法，使其“不能”腐败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

回过头去反思我们的政策，以限制的居多，出台若干的“禁令”，诸多的“不准”。而“不能”腐败的实质则是从源头抓起，预防在先。什么是从源头抓起？怎样预防？新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在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上大有可为。让反腐败从被动地后期查处为主转到主动预防为主，既保护了干部，健康了肌体，又降低了成本，减少了损失。

如何“防患于未然”是当前和今后都要探索和实施的大课题。“不准”是外在的强制要求，“不敢”是内在的惩罚约束，“不能”才是制度建设的核心，唯有逐渐建立起不能腐败的体制和机制，才能把腐败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损失降到最低。（人民网）